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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聚焦大学文化】大学文化资本:生成逻辑与积累机制
作者:胡钦晓 来源:教育研究 发布时间:2024-06-10 阅读次数:

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话语中,“文化”无疑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热点词汇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曾先后58次提及“文化”;在中国知网,自2012年至2023年,以“文化”为题的文献,每年多达6万余篇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,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。但是,无论是从内涵来看,还是从外延来看,文化都包罗万象、众说纷纭,对于文化的生成和积累的研究,更是言人人殊、莫衷一是。相比较而言,作为文化浓缩和升级的文化资本,则有着较为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研究边界。大学作为传承、发展和创新文化的机构,研究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与积累机制,对大学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。

一、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

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,围绕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、演进和积累机制的研究主要散见于社会学、文化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论述之中。本研究将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一方面梳理具有启示性的研究观点和思路,另一方面分析可能的创新和突破之处,进而提出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理路。

(一)文献综述

在论述文化资本生成逻辑时,人们往往沿着布迪厄(Bourdieu,P.)的思路,把文化资本的生成,与教育程度、文化品位、炫耀性消费以及上层社会的礼仪规范联系在一起,行动主体可以通过学校、阅读或礼仪学习等,提升文化素养,进而在同龄人当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本。人们先验假定只有上层精英才能够形成并具有文化资本,底层民众的文化资本明显匮乏。塞雷索拉(Ceresola,R.)通过对美国志愿者服务队成员的工作进行实证调查,有力反驳了这一论断,认为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服务队成员,能够有效利用他们过去所形成的文化资本,更加便利地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;那些来自上层社会家庭的服务队成员,反而因为其自身高贵性的文化资本,难以与服务对象进行有效沟通。可见,既然文化资本和趣味等级、社会区分相对应,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语言、惯习和文化品位,能够自称是天生优越的。但是,在现实社会中,某种文化类型因其包含更多文化资本,于是被社会行动者“集体无意识”地误认为更具有合法性、正当性。以上观点,给分析大学文化资本生成带来的启示是:无论是精英大学,还是普通大学,都可以在创建大学文化资本过程中发挥各自的能动性,不因大学身份不同而丧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。在一定意义上,大学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,是建立在认同机制之上的。

在论述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时,主流成果大都强调主体所在的“元场域”,亦即国家对文化资本积累所发挥的影响。例如,撒列尼(Szelenyi,I.)认为,国家是激活行动者的某些技能或特性的主要力量。文化资本积累不仅取决于国家,也取决于行动者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。文化资本积累与行动者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,经济富足的家庭由于远离生存压力,因而更有能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;经济相对窘迫的贫民,往往陷于养家糊口的困境中,无缘获取更高的文化资本积累。文化资本具有顽强的自我再生产能力,并与其他资本共同维持着社会再生产,亦即现存秩序及其不平等的再生产。无论是个体,还是组织,在文化资本积累中,都不是单向度的被动接受者,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建构者。对学校文化资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反思和评价,是建设和积累学校文化资本的关键环节。学校文化资本的建设和积累,要在坚持全面改善的原则上,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以及具体而系统的落实方案,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应当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。以上观点,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:大学文化资本积累既受大学外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以及文化的制约,也受大学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影响;既有大学文化资本内部多元因素的相互交融,也有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间的相互促进。大学文化资本形成与积累机制是密切相连、循环佐证的动态演绎过程,既需要大学在坚守文化传统中不断创新,又需要大学在文化创新中坚守传统。由此,大学才能够在更为广泛、更为普遍的文化形态中,不断大浪淘沙,筛选并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。

(二)问题提出

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龙头,资本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凭借。希尔斯(Shils,E.)认为,一所大学的资本远不只是它的物质设备,也远不只是学术人员带到工作中的知识和技能,还包括对发现的热情、道德上的正直诚实、区别判断的能力等。大学崇尚学问活动内在价值的精神,不但是大学优劣的评判标准,也是任何一所大学的存在之根。在这里,希尔斯所强调的大学资本,属于精神文化资本的范畴。事实上,文化资本的外延决不仅限于精神文化资本,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明确将其划分为具身化状态、客观化状态和制度化状态三种类型。其中,精神文化资本属于具身化状态的核心。布迪厄之后,中外学者对文化资本的研究不断拓展,不但在文化资本类型上突破了三元划分的限制,而且在文化资本研究对象上,突破了精英阶层和微观个体的局限。

鉴于研究对象不同,分析大学文化资本,不能直接移植布迪厄的理论,因为他是从个人或家庭层面论述文化资本的;由于学术发展和对话的需要,研究大学文化资本,也不能完全摆脱布迪厄的理论,否则极容易形成自说自话。同时,界定大学文化资本,还要考虑文化的概念。尽管国内外对文化的解释众说纷纭,但就其外延来说,它可以由内到外划分为精神文化、制度文化、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。由此,所谓大学文化资本是指,特定时空场域内的大学,由以知识品性为核心的精神性情来统摄,通过机体性情、客观物品及正式制度来表现,经过更为长期的积累交换(或转换)而形成持久的、需要特别加以区别对待,并能够为大学发展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源总和。大学文化资本可分为精神文化资本、机体文化资本、客体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。其中精神性是大学文化资本的内核,机体性和客体性是大学文化资本的外显,制度性和持久性是大学文化资本的保障。依托大学文化资本的四种类型,可以探寻其生成逻辑和积累机制。

二、从产生发展到整合变革: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逻辑

大学文化资本的差异性,是其生成和演进的逻辑起点。差异性的大学文化资本,需要得到大学内外部广泛认同,才能形成组织发展的动力。大学多样资本以及大学文化资本的多样性,决定着它们在演进中的整合性。从本质上来看,无论大学还是其文化资本,都在不断变革中螺旋演进。

(一)差异性: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起点

文化资本因文化而生。大学文化之所以能够生成资本,主要在于其价值增殖性和资源稀缺性。换言之,不能产生价值增殖的大学文化,不能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;不是资源稀缺性的大学文化,也不能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。无论是大学文化资本的价值增殖性,还是资源稀缺性,归根结底来自大学文化的差异性。换句话说,大学普遍拥有的文化现象,很难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。

“文化差异最明显的根源来自组织机构自身。随着时间推移,每一个制度、神话、传说、故事和符号都开始具有特定的意义,有助于创造一种团体意识,能够激发忠诚。”可见,大学文化资本并非全然源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,那些微小的行为、符号、制度等,只要与大学共生共荣,并经过长期坚守就可以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。伴随大学内部人员的相互交往和影响,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在很多方面会变得更加一致,于是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文化。这些文化反过来又影响着他们的所做、所思,表达了组织成员分享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,并通过象征性手段表现出来。这些象征性手段,既可以是语言、行为、仪式,亦即大学机体文化资本;也可以是校园建筑、雕塑碑刻,亦即大学客体文化资本;还可以是章程、制度、规范,亦即大学制度文化资本;它们无不凝聚着大学组织成员的共同价值、理想信念,亦即大学精神文化资本。

仪式是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。在布迪厄看来,仪式不仅是一组象征行为,也是由习性生成的、趋于实现相同社会功能的再生产策略系统。伯恩鲍姆(Birnbaum,B.)在分析学院文化模式时,曾列举了一个经典案例。彼时,海瑞泰基学院(Heritage College)正面临经费紧张,新任校长在学校重启了一个传统项目——茶会,在期末考试周的每个晚上,由教师及其配偶提供自制糕点,为学生举办开放式的聚会活动。这些年来,茶会不仅能够安抚学生考试期间的紧张情绪,而且能够促进师生课外的相互交流,并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仪式和隐喻,象征着“教学即服务”的理念,在师生中间形成了大学作为一个完整社区的集体认同感。学期结束时,教师会对学生说“茶会上见”,这意味着祝同学们好运,而非强求学生参加的声明,尽管多数学生都会参加。茶会已经成为一种持久的价值观和关系的象征,当内部出现短暂分歧时,有助于校园稳定。在这里,无论是作为仪式的“茶会”,还是作为话语的“茶会上见”,都已经发展成为海瑞泰基学院的大学机体文化资本,反映着“教学即服务”的学院精神。

大学校园的建筑规划,除具有实用功能外,也是特定时代的表征,以及师生情感的实体寄托。20世纪50年代,我国在全面移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同时,新建校园也以莫斯科大学为模仿蓝本。气派、庄严的入口广场,以及与其正对的高大、对称的“工”字形主楼,成为大学校园的标志形象。“工”字形主楼代表加强工科建设,促进工业发展的精神指向。入口广场也表达着特定的时代诉求,在政治景观中,公共广场的目的在于,它假定广场的光顾者都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社区中的一员,会不时地参与公共讨论,为社区的共同利益而努力。但是,这种群体性、标准化的校园设计,也遮蔽了新建大学之间客体文化资本的差异。校园设计并非不需要模仿,芝加哥大学校园的很多建筑,都是效仿了牛津大学的建筑风格。但是,这些建筑并非原样照搬,而是将不同建筑元素重新整合。芝加哥大学的米切尔塔就是以八角形的角塔,替代了牛津大学玛格达伦钟楼的尖塔,以便与赖尔森实验楼上的塔楼相呼应。充满新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校园中心区域,为芝加哥大学确立院校形象、打造品牌效果,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这种集移植借鉴、改进创新、坚守传统于一体的校园景观,逐渐生成了芝加哥大学独特的客体文化资本。

大学作为组织,“其差异最为鲜明之处,莫过于它们各自的制度化特征”。如果没有制度化生成,大学文化资本的差异性就会模糊不定,其稀缺性也会湮没不彰。就制度生成的主体而言,可分为内部权威和外部权威两种类型。一般情况下,内部权威生成型往往体现为大学个体文化资本的生成,外部权威生成型往往体现为大学群体文化资本的生成,前者以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,后者以法国名牌大学群体为代表。美国私立大学校长对制度文化资本的建构,绝不仅限于治学,还会涉及大学仪式符号,甚至是校园景观的制度化。在一定程度上,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能够形成独特的校园景观,无不得益于历任校长强势而持续的治理。与芝加哥大学文化资本的产生不同,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等法国名牌大学群体文化资本的生成,是基于政府制度强势设定的结果。布迪厄将法国名牌大学比作“大门”,将普通大学比作“小门”,就是对政府在高等学校之间设立某些断裂性鸿沟,强行赋予不同院校差异性、制度性称号的一种隐喻。

(二)认同性: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中介

大学文化资本的发展,与继承者对大学发展理念、群体行为、客观物品、制度设计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。从本质上看,大学文化资本一经产生,就需要大学内外部群体的认同,即使在短期内,部分个人或群体不能形成认同,伴随大学发展,也需要通过强制或诱导,通过控制或交往,达成基本共识,否则不可能实现文化资本的价值增殖,大学文化资本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。

文化的内部认同,可以通过控制和(或)交流进行调节。所谓控制,是指结构性控制,主要体现在通过组织规则、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显性控制;所谓交流,也可称为社会控制,主要体现在促进组织内部人员交流,形成共同态度和团体凝聚力的隐性控制。无疑,团体人员身份的相似性,是控制和交流的客观条件,为人们平等交流奠定了行动基础。当组织关系中呈现出不情愿交往,彼此之间呈现出不平等关系,有令人不愉快的行为出现,或者组织面临不成功的时候,即使是有意识促进交往,也可能并不导致组织认同。这种情况下,即使外部强有力的制度约束,文化也很难发展成为文化资本。就大学组织而言,无论团体成员身份的相似性,还是团体成员的群体认同,都绝非整齐划一式的趋同,也绝非人云亦云式的附和。比如,相对京师大学堂“老爷式”的官僚化身份趋同,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,既有前清遗老也有新文化旗手,既有留学欧美者也有留学东洋者,成员身份不可谓不复杂多样,但在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精神引领下,他们融合汇聚为一个新的北大整体,进而使大学文化资本有了突破性发展。

人们思想的开放和传承是外部认同的精神基础。所谓外部认同,既包含大学内部对外部文化的认同和借鉴,也包含大学外部人员对大学文化的认可和效仿。无论是地域国别,还是时代变迁,都会影响或改变外部认同的模式。对美国人来说,荷马(Homer)、但丁(Dante)、莎士比亚(Shakespeare,W.)、歌德(Goethe)等属于全人类的文明,但这并非希腊人、罗马人、意大利人、英国人、德国人的看法,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书,讲述着自己的故事,表达着自己的本能。这种精神价值取向上的差异,或许能够解释在欧洲传统大学校园里,很少能够看到异域的文化符号,但在美国大学中,这种世界性的文化符号却随处可见。认同对于大学文化资本的发展如此重要,以至于衍生的东西,经过群体认同,也能生成为大学文化资本。众所皆知,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的牛顿苹果树,绝非牛顿(Newton,I.)当年因苹果落地而领悟万有引力的苹果树;哈佛大学校园内的哈佛雕像,也绝非当年捐赠者的哈佛(Harvard,J.)本人。但无论是苹果树,还是哈佛雕像,都分别成为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重要的客体文化资本。问题是,既然人们明明知道哈佛铜像并非哈佛本人,因何还能够生成为一种文化资本,这个谜团或许可以在詹姆斯(James,H.)的《教育自传》里寻得线索。在詹姆斯看来,哈佛大学的质疑精神使其受益终身。在一定程度上,正是这种质疑精神,令哈佛铜像,既知为假,又可在众目睽睽下安然屹立于校园。因此,如果说哈佛铜像是人们对哈佛大学质疑精神的认同,那么苹果树则是人们对剑桥大学科学精神的认同。

(三)整合性: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重构

大学文化资本的整合,是基于认同基础上的重构,是一个文化再生产过程,需要结合大学文化资本的产生和发展,不断进行再反思、再内化、再拓展。从类型来看,大学文化资本的整合,可分为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。所谓外部整合,是依托大学经济资本、社会资本、学术资本等整合为大学文化资本;所谓内部整合,是大学精神文化资本、机体文化资本、客体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之间相互影响、相互观照、相互促进的过程。

大学经济资本可以整合为客体文化资本,通常又需要融入机体文化资本。也就是说,大学经济资本因为具有了特定的故事、传说等象征性符号,才生成为客体文化资本。1913年,建筑师特伦鲍尔(Trumbauer,H.)设计建造了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。事实上,哈佛大学在当时还建造了柯立芝实验室、吉布斯实验室等一系列建筑。然而,威德纳图书馆正是有了与泰坦尼克号(Titanic)的关联,使其在竣工之日,就具有了与其他建筑不一样的文化符号。而后,关于威德纳图书馆的故事、传言、禁忌等屡屡在坊间流传,为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由经济资本演变为文化资本,披上了神秘的面纱。与大学经济资本通常转换为客体文化资本不同,大学社会资本往往转换为制度文化资本。1379年,威克汉姆(Wykeham,W.)在牛津大学开设新学院,由资深教师分别指导学生,并从学院基金中给予补贴,同时允许教师收取学生一定费用,进而开创了导师制的先河。可见,住宿导师制作为牛津大学的制度文化资本,是大学内部网络关系整合的结果。同样,大学外部社会资本也可整合为大学制度文化资本,如在中世纪,教皇为巴黎大学颁布的《大宪章》,赋予其罢课权、迁校权、免除兵役权等。在一定程度上,《大宪章》作为巴黎大学的制度文化资本,是大学与教皇关系互动的结果。

学术资本是大学最原初、最重要的资本形式。所有大学文化资本只有服务于学术资本发展,才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学术资本可以整合为大学多样文化资本。无论是毕业典礼时拨动学位帽上方流苏的动作,还是特定的学位服装、校徽设计,乃至流传于大学的名人轶事等,无不传递着大学特定的知识品性。

现实中,大学文化资本更多是多样资本和多样文化资本的杂糅。始建于1900年的芝加哥大学北侧的科布门,是芝加哥大学的入口,其中最令人熟知的,便是那些栖息于其陡峭的三角墙上的各种怪兽。这些怪兽在芝加哥大学的神话与传奇故事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。在校生将那条形似龙的猎食者,幻化为该校的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;而那只神情焦虑的啮齿类动物,则象征着过度紧张的一年级新生;至于那头位于大门最高处,飞扬跋扈的鹰头狮身有翼兽,则象征着四年级的老生,骄傲地雄踞在校园社会阶层的顶端。这些在学生间流传甚广的传说,以其独特的感情色彩,在他们的心目中勾勒出了别样的美妙幻影,令人终生难以忘怀。在这里,无论是作为经济资本和客体文化资本的科布门,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校内网络关系,以及由此幻化而成的各种怪兽和传奇故事等机体文化资本,无不浑然一体,整合而成为芝加哥大学重要的文化资本。无论何种资本及文化资本的整合,最终都要归于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融入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,一所大学除了要有高明的教授讲师、丰富的图书资料之外,更要紧的,还要有一个独立的思想传统、自由的学术精神与认真的研究风气。

概言之,缺失了精神的校园建筑,不可能呈现出历史的厚重;缺失了精神的网络关系,只能是一帮乌合之众;缺失了精神的学术成就和声望,只能衍生为学术资本主义,遑论大学文化资本。

(四)变革性: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逻辑路向

大学文化资本的演进,既包括大学对传统文化资本的赓续和改造,也包括对他者文化资本的借鉴和扬弃,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。从变革的程度来看,可分为渐进式变革和激进式变革。渐进式变革重在赓续基础上的嬗变,大致可以以剑桥大学为代表;激进式变革重在否定基础上的重塑,大致可以以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为代表。

英国向来以文化保守而著称,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惯习,深刻影响着剑桥大学的组织性情,并形成以渐进式为主流的变革模式。这种模式往往是以精神变革为先导,以客体文化和机体文化变革为外显,以制度化变革为终结进行的。1510—1530年,伊鲁斯玛士(Erasmus,D.)在校长费雪(Fisher,R.)的护翼下,剑桥大学引进了希腊文,首次批判天经地义的《圣经》,从而开启了剑桥大学的“新学”之门,学校开始从“上帝”的世界进入“人文”的天地。一定意义上,正是这种思想的先导,引领了剑桥大学建筑风格由宗教性的哥特式建筑,向更加世俗性的巴洛克式转型。伴随人文主义在剑桥日益彰显,“剑桥章程”也逐步转型。但是,这种转型异常缓慢,直到1878年,剑桥各学院才开始落实早已修订过的“剑桥章程”,允许各学院院士结婚并保留其院士职位。在此之前,剑桥几乎没有自己的子弟。可见,坚守传统与持续变革是剑桥大学文化资本得以生成的重要特征。但是在渐进式变革中,也会间或伴随激进式变革。2013年,剑桥大学开始新建校区,其建筑风格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方庭建筑,全部为现代建筑。在这里,剑桥大学带有宗教性质的住宿学院已荡然无存。可以预见,依靠剑桥大学的学术声望,新校区可能会在短时期内积累起雄厚的经济资本、社会资本和学术资本,但是其文化资本的积累,无疑还需要漫长的历程。

与剑桥大学的渐进式变革不同,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变革表现出鲜明的激进式特征。在“院系调整”及以后的政治运动影响下,北京大学的有形和无形文化资本都发生了整体性重塑。伴随北京大学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,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沙滩红楼,还是紧靠皇宫的京师大学堂遗存,都已经不再是学校的校园象征。尽管北京大学很快形成了博雅塔、未名湖等校园景观,但是校园搬迁后对传统客体文化资本的遗弃,不能说不是学校百年发展中的一个缺憾。除了有形文化资本,北京大学的精神文化资本和机体文化资本也发生着重塑。总体而言,伴随改革开放日益走向纵深,中国大学群体逐渐呈现出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文化发展样态。大学校园日益从原来的趋同,逐步走向异质,校园形态构筑从“控制中心”不断转向“学术中心”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筑被赋予新的内涵,校园结构、建筑形式趋向多元化,群体组织手法日益丰富和活跃。

不难看出,大学通过多样资本和文化资本多样性整合,采取渐进式为主的变革路径,构建适合自身特色且内外部认同的文化资本,是大学文化资本生成的基本逻辑。这种生成逻辑既有变革之中的坚守,也有继承之中的创新,亦即,大学文化资本“产生—发展—整合—变革”的生成逻辑,绝非单向度的线性发展,而是螺旋式的非线性生成。

三、从场域影响到主体自觉: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

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复杂多样。从主体来看,既有外部影响,也有内部自觉,更多是内外部之间的多元互动;从途径来看,既可能是缓慢演进,也可能是转型变革,更多是演进与变革的不断叠加;从结果来看,既可能是主观上积极要求进步,客观上却是消极倒退,更可能是在不经意间或集体无意识的积累嬗变。质言之,作为子场域的大学,其文化资本积累要受到外部诸多场域的影响。

(一)多样场域:大学文化资本积累的外部因素

与场所(Place)不同,场域(Field)并非一个实体性的地理空间,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、客观存在的、抽象的社会空间。场域不同,资本的合法性也不同,所产生的效用也不一样。正如场所可以划分为“大场所”和“小场所”,场域同样可以划分为“大场域”和“小场域”。不同的是,“大场所”对“小场所”的影响,远不如“大场域”对“小场域”的影响强烈,这主要是因为“小场所”与“大场所”是横向地理空间的关系,“大场域”与“小场域”则是覆盖性的、多维的社会空间关系。“大场域”的组成复杂多样,既有政治、经济的因素,也有文化、社会的因素,而且各因素之间往往相互杂糅,共同影响着大学这一“小场域”的文化资本积累。

1.政治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

作为元场域的国家,无时无刻不对大学文化资本积累产生影响,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在19世纪的德国,政府关注大学发展,大学文化资本随之获得丰厚积累,至纳粹时期,德国大学受到沉重打击。在希尔斯看来,与此前的德国政府不同,纳粹政府并不看重大学。一定程度上,正是因为纳粹的不看重,造成了德国大学教师的耻辱感,以及师生间的疏离感,进而促使德国大学全面衰落。

美国大学在经历百年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历程后,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。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(Pew Research Center)调查表明,多数共和党人认为高等教育对美国具有负面影响。这并不表示共和党人不需要高等教育,而是认为只应该支持直接带来就业的专业。“也许,大学真正的生存威胁并非来自慕课、兼职趋势或者新自由主义政策,而是来自‘我们可能压根不需要大学’这么一种日益流行的看法。”无疑,如果政府部门对大学的态度发生逆转,势必将影响到大学文化资本乃至大学其他资本的整体性积累。

2.经济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

如果缺失经济支持,大学很难构建和维护必要的文化资本,特别是客体文化资本。伴随高等教育经费紧缩,纽曼(Neuman,D.)对大学忽视校园景观的维护深表担忧。他认为,老旧建筑或许已经过时,但对于校园功能却至关重要。经济同样会影响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。在中国近代大学中,上海的院校与清华大学都重视体育竞赛,但上海的院校更重视竞赛胜负,而清华大学重在强调永不放弃精神。尽管上海的院校对运动竞赛看重胜负的原因多样,但在经济开放的大都市,更容易产生竞争性的大学文化资本。

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活动往往制约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性质,进而影响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。文化与经济有关,但不是唯一的关系。相反,文化和经济大体呈现出反比的规律。虽然物质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“玩物丧志”,但当物质发达窒息了精神发育时,就会对文化资本积累产生不利。文化资本只有付出一种脱离经济必然性的代价才能获得。可见,经济尽管对大学客体文化资本和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,能够产生正面影响,但是对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,却往往是脱离性甚至是反向性的。这或许能够解释,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,尽管经济匮乏,也能弦歌不辍,积累起丰厚的大学精神文化资本,无论是学校简陋的校门,还是师生简朴的生活,至今都能为人津津乐道。

3.文化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

传统文化影响大学文化资本积累。自中世纪始,德国就有游学之风,整个大学系统就是一个流动的驿站。相比而言,英国传统更加倾心于阶层划分,并通过语言文化来呈现。牛津大学最盛产的、自认为最高贵的人,不是企业家和工程师,而是文学家、诗人、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,“牛津腔”也与统治阶级密切相连。与英国不同,中国大学分层更多源自儒家传统的等级观念。有学者认为,在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变革中,传统上具有两个极端,一极是权威式的高度集权的官僚高等学府,另一极是相对进步和灵活的书院式高等教育机构,以及其他一些非正规的教育机构。伴随高等教育发展,东南亚地区的院校也都出现了等级加剧的情况。这种院校分层都有着儒家等级观念的文化渊源。

地域文化影响大学文化资本积累。如果说上海与北京的地域文化差异,仅仅造成了两地校园风格的不同,那么芝加哥大学的地域文化所带来的更多是危机和创伤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原本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,芝加哥大学却遭遇到城市文化的严峻挑战。伴随种族隔离政策的推行,1950至1956年,约2万名白人从芝加哥大学周边迁出,2.3万非白人迁入,致使社区犯罪猖獗,大学师生一度陷入恐慌。在1956年秋入学新生中,有51%的学生提前辍学。为此,芝加哥大学不得不启用海德公园改造计划,使之成为适合教员的宜居之地。同时不得不提高教员薪金,从而缓解大批教员外流。为了追求卓越,芝加哥大学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经济资本,来弥补区域文化对大学文化资本的侵蚀。

4.社会场域与大学文化资本积累

19世纪中后期,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异军突起,与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诉求密不可分。大批美国人留学德国后返回,对大学现状表现出诸多不满,有抱怨大学不做研究,有抱怨对教师科研考核不严,有抱怨研究成果在教师聘用和晋升时得不到认可。一定程度上,正是这些广泛诉求,影响了美国大学理念的重构,不但催生了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等研究型大学,也推动了哈佛、耶鲁等传统大学的现代转型。在美国,董事、校友及捐赠者才是真正决定大学政策的群体,甚至普通民众乃至新闻界,也对大学文化建构产生重要影响。一言以蔽之,广大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,无不影响和牵动着大学文化资本的积累。

不同的社会场域,往往会塑造不同的大学文化资本。就大学精神文化资本而言,美国东海岸的耶鲁大学倾向于传统、内敛和人文,而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倾向于创新、自由和科技。在斯坦福大学,关于一个工程师能做什么的定义,一向与别处不同。硅谷最好的高科技公司都是由目光远大的工程师创办,工学院所有教学楼上,都矗立着一位工程师的名字。在这里,人字拖、牛仔裤、套头衫都是公认合乎时宜的穿着。创新、创造、创业精神,构成了斯坦福大学独特的精神魅力。这种创业精神,不能离钱太远,否则得不到最好的投资人和工程师;也不能靠钱太近,否则就会失去激荡人心的魅力。不难看出,坐落于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,已经积累出来与东海岸大学截然不同,但足以与之抗衡的大学文化资本。

(二)主体自觉:大学文化资本积累的内生动力

大学文化资本积累,不仅是外部影响的结果,也是自身建构的产物。在相似甚至相同的外部场域中,不同大学可以积累出数量、质量、风格等完全不同的文化资本库存,就是大学主体自觉性发挥的最好明证。

1.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

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,主要体现在是否对高深知识核心价值的坚守,是否能够引领时代精神,是否能够形成组织个性。当然,在坚守大学核心价值的基础上,并不排除其他价值理念的融入,但要看它们能否维护和坚守高深知识。大学实现核心价值的路径和方法多种多样,不同时代的高深知识会呈现出不同的知识品性。因此,大学高深知识的发展性、多样性和时代性等特征,要求大学精神文化资本要适应高深知识发展,在多样高深知识中确立组织的发展理念,在引领时代发展的同时,坚守自身的知识品性。

历史上,宗派主义曾经将老芝加哥大学逼上绝路。新建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(Harper,W.)认为,应当用更加广博的精神注入这所大学。他将芝加哥大学定义为一个知识与理性的共同社区,以寻找最高的善行伦理为宗旨。20世纪30年代,哈钦斯(Hutchins,R.)继承了哈珀的传统,但是两者明显不同。哈珀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通过质询来实现团结的机构,哈钦斯则倾向在机构的道德宗旨和个人的知识追求之间,不留任何的空间和余地。20世纪60年代,校长列维(Levi,E.)试图以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主义模式,将哈珀和哈钦斯的元素融合起来。芝加哥大学今天表现出的,是他们三人的愿景。可见,芝加哥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积累之路,是坚守核心价值与引领时代发展的融合之路,是从哈珀到哈钦斯再到列维,一脉相承又不乏创新的进取之路。这种精神文化资本库存,无疑为芝加哥大学应对周遭社区环境,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和动力支持。

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独特性,一定意义上决定学校发展的独特性。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存在诸多不同,但与其他大学相比,又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。从制度文化资本来看,两者都有特色鲜明的学院制。从机体文化资本和客体文化资本来看,两校都有训练政治家的辩论社,都有一起谈天、饮酒、吃饭、喝咖啡的生活传统,许多学院都有相同的名字,譬如三一学院、圣约翰学院等。但是,牛津和剑桥是双星,不是日月,因为没有一个是借着另外一个发光:二者都靠自己的热,发自己的光。时至今日,牛津大学仍然被看作英国人文教育的布道场,“上帝乃吾光”是其矢志不渝的精神旨归;剑桥大学被看作是英国理性教育的策源地,“启蒙之地和求知之所”是其区别牛津大学的价值诉求。

2.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

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,主要在于是否能够呈现大学精神文化资本的价值追求,是否可以与其他社会阶层或院校形成区分,是否能够向外界展示组织自身的特性。换句话说,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积累,并非不存在效仿甚至移植,并非不存在变革甚至断裂,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,一定是融入了大学精神文化资本,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。

语言是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重要形式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,文言文和白话文就在知识界产生强烈纷争,并代表着保守和进步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。伴随西学东渐,外语尤其是英语逐渐成为大学普遍重视的教学内容和语言。但是,在学者们看来,大学师生运用的英语,是一种学术成就;通商口岸买办们的商务英语,则是一种谋生工具。文化的重要分野不在于“东方”与“西方”,“中国”与“世界”,而在于“雅”与“俗”,人文精华与贩夫走卒。彼时,英语作为大学机体文化资本,与外界尤其是商界产生了明显区隔。如果把语言作为大学机体文化资本,拓展至西欧高等教育发展史,可以看出,拉丁语作为中世纪大学的通用语言,曾为其创造了世界性的影响。然而,伴随大学发展的世俗化尤其是国家化,拉丁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甚至成为一种历史的语言。1961年4月,哈佛大学两千多名学生自发组织起来,强烈反对以校长普西(Pusey,N.)为代表的校方,取缔用拉丁语书写文凭的决议。挤满了马萨诸塞大厅的学生,不停高喊“要拉丁语,不要普西”。这充分表明学生对拉丁文的青睐。而今,拉丁语依然在西方大学的校徽、校训、典礼中随处可见,这无不折射出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积累的主体自觉。

服装是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。在罗索夫斯基(Rosovsky,H.)看来,只有法官、牧师和学者有资格身穿长袍。长袍象征穿戴者思想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,表明直接对自己的良心负责,不允许在威胁下行事并屈服于压力。而今,学位服已成为中外大学普遍选择的典礼着装并通过颜色、款式、徽标等呈现出各自的院校文化。此外,师生日常着装偏好,也能够发挥类似功用。在中国近代大学,有三种样式的服装可供学生选择:中式长袍、西装和制服。宽松的长袍,是读书人的传统服装;西装革履,是通商口岸职业精英的打扮;制服,又称中山装,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倡的学生服装。当时,长袍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,是悠闲、逃避体力劳动和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象征;在国民党和黄埔军校等人员看来,长袍代表着软弱和优柔寡断。然而,作为西化程度最高的公立大学之一的清华大学,为了证明自己是一所真正的中国大学,而非美国文化的殖民地,则把蓝色长袍作为校园的主流服装。清华大学对日常着装的选择,不但是对世俗观点、政治权力和文化殖民的反抗,也是对传统文化、爱国主义的自觉坚守。

大学机体文化资本积累更多表现在各种仪式中,而且越是古老的大学,典礼的仪式性往往会更加细致和严格。在剑桥大学毕业典礼上,那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色学袍,其长度、袖子、丝带、帽兜、扣子等部件,都会因学院、专业、年龄和学位的不同而各异。伴随礼仪官依次念出学位获得者的名字,毕业生趋步上前,跪在校长面前。校长用拉丁文予以祝福。每位毕业生都要握着校长的手指,没有人去握校长的拇指,所以一次只能毕业4个学生。一定意义上,剑桥大学正是通过语言、行为、着装等,在毕业典礼仪式上,向世人展现出自身对院校文化的坚守,对组织精神的追求,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,对组织特性的彰显。

3.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的积累

建筑是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纽曼看来,一幢著名建筑师设计的楼宇,并且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,虽然其历史少于50年,也可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;一幢具有100年历史的建筑,如果没有重要的建筑学特征,没有产生重要的人物或历史事件,可能只被认定为具有很小的历史意义。但这种建筑在一个历史地段中可能被看作“有贡献的建筑”。可见,时间长短并非是衡量大学客体文化资本价值的唯一标尺。

但是,没有一定历史积淀的院校,也很难积累出独具风格的建筑类客体文化资本。在西方,有着中世纪传统的古老大学,往往都会呈现出整体性的宗教建筑风格,其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,又因在组织发展中未曾发生巨大断裂,因而成为这一群体风格的典型代表。大学客体文化资本需要传承,也需要根据特定的历史时空进行创新。在初创时期,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一般没有自己标志性的建筑。伴随它们在中国本土生根,一种融合中西方传统的建筑类型应运而生。中西合璧式的建筑,不但开创了一类建筑风格,而且使教会大学能够从直观层面,更容易被国人接受。当然,这种中西合璧式建筑,背后所蕴含的中西文化杂糅的教育理念,为教会大学建筑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知识品性。而今,教会大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,但是它们留存下来的建筑,虽几经修葺或易名,仍能在一些中国大学校园中看到。这些独特建筑,无疑成为大学倍加珍视的客体文化资本。

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绝不限于宏大建筑。一定意义上,大学校园里的一树一木、一路一桥、一桌一椅,只要融入历史名人的风雅趣味、经久传颂的校园故事、可兹怀念的大学性情,都可以从实体性的经济资本,演变为神圣性的客体文化资本,无论是海德堡大学的“哲学家之路”,还是哈佛大学的“哈佛雕塑”;无论是剑桥大学的“数学桥”,还是“苹果树”,都是大学客体文化资本积累的生动体现。在哈佛大学周边,仅是“剑桥”、“牛津”的街名就足以让人怀旧,那些在别的州难觅踪迹的皮鞋修理店、皮革打理店,摆放着焦油肥皂和雪茄的礼品店,无不暗示着别样的品位与生活方式。概言之,大学客体文化资本只有在精心呵护下,才能历经沧桑得以留存,才能时间愈久愈能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。

4.大学制度文化资本的积累

制度文化资本的积累,重在威权部门建章立制。换言之,大学内外部威权部门,是大学制度文化资本积累的行动主体。但是,制度能否可持续,能否真正发挥资本的作用,还需要大学内部群体的广泛认同并自觉遵行。此外,任何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,都会为组织发展带来结构惰性,甚至阻碍组织发展,因此都需要适时变革。然而,频繁的制度变革,也容易将组织推向消亡。所以,从制度调整来看,既要避免朝令夕改,也要避免因循守旧,在变与不变中掌握微妙平衡,是制度文化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。

学院制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特色和灵魂。谈论牛津和剑桥,如果不谈论学院,就像谈论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不谈论王子一样。换言之,正如王子是《哈姆雷特》的主角一样,学院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主体。学院常被描绘为“独立王国”,只要关了大门,就不止阻止了城镇权力的进入,纵使大学权威也要到此止步。学院之主权是由学院的规程而来,而规程则是由英王及国会核准的。事实上,大学经典的学术自由和自治,无不需要外部威权赋予的制度保障。在中世纪,如果没有教皇发布的“教学通行权”制度,大学不可能产生欧洲范围内的国际影响;在19世纪,如果德国政府没有把教授纳入公务员制度,教师进行纯粹研究的学风便不可能盛行;如果美国政府没有颁布《莫里尔法案》,就不可能催生出“赠地学院”,也不可能产生服务社会的大学职能。此外,在同一国家管理范围内,各大学之所以能够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,内部威权部门的制度设计同样重要。推而广之,大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一类组织部门,主要在于大学内部威权部门的制度设计。这些制度规范的内容和对象,既包括培养人才、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,也包括管理者、教师和学生。仅就学生层面而言,出台规范学生行为的规章制度,往往是学生管理特色化的有效路径。在布迪厄看来,大学不断向新人推行和灌输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真正的共同文化。这种文化最具仪式意义的方面,有时会成为规范化的对象,就像《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校规》或者像西点军校学生的《荣誉守则》一样,它们都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叙述着支配学生行为的习惯法。在一定程度上,正是有了这些校规、守则等内部制度文化资本,大学才能够不断积累并彰显各自的组织特性。

无论是外部威权部门,还是内部威权部门;无论是制度创建,还是制度演进,大学制度文化资本的积累,最终都要归结于人。进一步而言,大学文化资本乃至大学多样资本,都是行动者建构和积累的结果。如果没有牛顿、弥尔顿(Milton,J.),就不可能有剑桥大学的“苹果树”、“桑树”;如果没有伍尔华茨(Wordsworth,W.)、徐志摩,也不可能有“一男一女”的迷人钟声,以及“再别康桥”的离愁别绪。正如人们谈及哈佛大学往往会谈及艾略特(Eliot,C.W.),谈及北京大学也会谈及蔡元培,他们都为大学文化资本的构建和积累,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。但是,我们在追念硕学鸿儒之际,也不能忘却众多无名者的付出。一定意义上,正是有了默默无闻的辛勤园丁,才能浇灌出剑桥大学的“苹果树”;正是有了守时的撞钟人,才会听到迷人的“校园钟声”;正是有了“泰坦尼克号”的“女士优先”,才会催生出哈佛大学的威德纳图书馆;正是有了广大师生的爱国热忱,才会成就近代北京大学的沙滩和红楼。一言以蔽之,正是有了大学的行动自觉,才能有大学文化资本的生成和积累,才能使大学组织不断走向千帆竞发和百舸争流,才能使大学这一历经近千年的传统组织,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(2024年第2期 总第529期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、教育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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